第112章 道士塔
第112章 道士塔
前世，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陈列馆，虽然位於下寺三清宫，然而，因为从七十年代后期，三清宫废弃多年，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因此，前世藏经洞被发现的百年之际，开始重新修缮，实际上，就是相当於在原址上重建此寺。
而它几乎就是与17號洞窟藏经洞毗邻，距离非常近，大约只有20米左右，从三清宫出门即可到达藏经洞附近。
当然，三清宫之所以毗邻藏经洞，根据苏亦研究得出来的结果，就是王圆籙故意的。
不然，下寺的位置，並不合適修建寺院，偏偏他就在此修建了三清宫。
藏经洞的文物已经被掏空，里面没有什么东西，现在更多是象徵意义。因此，苏亦四人也没有到里面参观，而是直接去道士塔。
下寺三清宫位於敦煌莫高窟南区北端，二者遥遥相望，与道士塔的直线距离大约在几百米左右，並不远。
前世，王圆籙的道士塔位於“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西侧，陈列中心是九十年代的日本援建的，现在嘛，並不存在。
因此，要找参照物標定道士塔的位置，可以说它位於莫高窟的对面。
跟前世不一样，这个年代的道士塔，也並没有人修缮，不过在敦煌莫高窟眾多的佛塔之中，就道士塔保存的最完好，不仅如此，它的塔身还內嵌碑文，嗯，也就是前面提及到的《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誌》。
碑文还挺长，四百多快到五百字。
內容如下：
研究所这边，早就把碑文的內容抄录下来，现在过来参观，也只是看一看，並不会有什么特別的发现。
就连蔡维棠都提醒道，“既然小苏老师都说，《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不可信，那么我觉得这块碑文的內容，也不可全信，毕竟这块墓誌是民国20年（1931
年）赵玉明、方至福为其师、师爷道士王圆籙去世百日而立，是为给王圆籙歌功颂德，最多能起到参考的作用。”
这一点，已经有学者做过考究。
比如，碑文之中记载，藏经洞发现於清光绪二十五年，即1899年。
这一点，学界就不认同。
学界所公认的，敦煌藏经洞发现於1900年，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呢？
出处有两。
第一，庚子发现说最早见於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相关记载如下：甲辰年（1904年）“初七日夜敦煌王广文来云：莫高窟开於光绪二十六年，仅一丸泥，砉然扃鐍自启，岂非显晦有时哉。”
叶氏记此事之年，距发现藏经洞只有四年，比较可信。
第二，1900年发现说也见於《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
因此，学界基本上採用第二种说法。
从这一点来说，也证明道士塔的墓誌並不全是事实。
连道士塔的碑文都有假，斯坦因的书夸大其词，也合乎常理。
苏亦跟眾人谈及此事，大家也都笑起来了，都觉得他这个发现，很有意思。
来到这里，最终苏亦还是忍不住拍了一张照片。
王圆籙本人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日子，都是一个反面人物，蔡维棠还告诉苏亦，过去那些年，研究所內部还有人提议，要直接把道士塔给拆掉，最终还是常书鸿先生让它保存下来。
要真的拆掉，也就没有余大师《文化苦旅》之中的名篇《道士塔》了。一想到这，苏亦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提前写一篇《道士塔》，这样一来，也免去余大师劳神改稿了。毕竟，在他后来出版的《文物苦旅》之中，新版的《道士塔》
和旧版的《道士塔》完全就是两篇文章。
一想到《文化苦旅》，苏亦就觉得离谱。
这本书，每一个版本都有各种刪改，不是文章內容改了，就是文章篇数改了。
这样一来，想要看全余大师相关文章，就需要买了好几个版本的《文化苦旅》，这一个版本多了一篇文章，那一个版本少了一篇文章，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的同一本书，內容完全不同，偏偏旧版已经停版了。想要读完旧版《文化苦旅》
的文章，就要买好几个版本，韭菜割了一波又一波，简直离谱。
所以，离开道士塔的时候，苏亦已经打定主意了，以后时间合適，一定要把相关的文章都帮余大师给写完了，免得他那么大的年纪了，还要辛苦改稿，第一篇文章嘛，就从《道士塔》开始。
离开道士塔，大家最后的一站，就是三危山。
乐傅和尚在鸣沙山休息，却见到三危山佛光万千，因此，觉得这里是西方极乐世界，要在这里开凿洞窟修行。
汪泞生昨天晚上也梦见了佛光。
那么早上有时间过来登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三危山就在莫高窟的对面，因此，想要观察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就是最佳的观察点，因为站在山顶可以把对面的莫高窟的情况，一览无遗。
至於三危山，是否真的会出现佛光？
这个问题，等几人登到山顶的时候，都忍不住討论起来。
对此，蔡维棠深信不疑，“是有可能的，听说这是自然现象，具体有什么说法，我也搞不清楚。”
赵殿增笑道，“那汪师兄，你说不定有机会，见到佛光呢！”
苏亦解释，“佛光在气象学上被称为日晕”或峨眉宝光”，是阳光通过空气中的水滴发生衍射、反射、折射后形成的光学奇观。当然，想要產生佛光，还要有一些必要条件，首先要有阳光，也有少数情况下为月光，而且，且观测者需背对光源。此外，对水汽条件，也是有要求的，空气中存在的雾气、云层，都可以成为光学介质，能对光线进行复杂的折射和衍射。此外，观测角度也非常重要。”
“啥玩意？这东西，还需要观察角度？”
苏亦笑道，“当然，必须要观测者、光源、水滴层三者需形成特定角度，使得折射后的光线聚焦於观测者眼中，形成以观测者影子为中心的彩色光环。因此，我推测当年乐僔和尚在鸣沙山休息发现佛光，是完全符合科学现象的。他在莫高窟崖壁那边，想要休息过夜，必然是傍晚时分，然后背对著阳光，而三危山又在莫高窟的东面，这个时候，是可以看见佛光的！”
实际上，在敦煌莫高窟这边，不少人都见到佛光。
比如，樊瑾诗先生，她就曾经见过莫高窟的佛光。
那是199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刚好是大雨过后，大泉河突发洪水，为保护洞窟，她带领警卫队战士在大泉河边抗洪。在垒沙包过程中，忽见大泉河东面的三危山上空出现了一大片金灿灿的光，金光照射不到的山丘黯然变成黑色。
金光转瞬即逝，隨后，天空之中就多了两道相交的彩虹。
她在口述自传之中就说过，这是她从未见过的神奇景色。这种佛光大概就是乐傅和尚曾经看到过的，並因此生发出禪修的无限信心。这样的佛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到过，她也只见到过唯一的这一次。
因此，对於莫高窟的佛光，苏亦並不怀疑。
至於汪泞生，他想要见到佛光，就难了。
樊瑾诗在敦煌待了那么多年，还只是看到这么一次，他才待几天，就想要看见佛光，哪有这么幸运。
但是，没有佛光，看晨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三危山巔有一个牌坊，名字很霸气，叫南天门，眾人站在山顶，微风拂面，山色朦朧，別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对面，是沉浸在晨曦之中的鸣沙山以及莫高窟，此刻，天边朝阳升腾，群山顏色渐变，就好像整个天地之间，都打开了照明灯，群山与洞窟之间，都亮了起来。
苏亦也没有想到，他竟然在这个年代，跟一帮大老爷们，跑来三危山观看日出。
前世，过来这边旅游都没有这个雅兴，不对，也不是没有雅兴，就是起不来，不然，敦煌莫高窟的日出应该是极美的，没有想到却在这个年代实现了。
日出了！
如果苏亦是画家，一定用画笔记录下这精彩的一幕。
然而，他不是。
他也能画，但是嘛，现在不是没有准备吗？
蔡维棠告诉他，“以前常书鸿先生，就经常到大泉河的河畔写生，还绘画过莫高窟的日出，小苏老师，你不是会绘画吗？到时候，也可以画一画嘛！”
苏亦笑，“算了，我这个半吊子的水平，就不献丑了。”
然后，他开始拿起相机拍了一组照片。
现在的相机，拍日出，容易过曝，但没法画，就先拍吧，管它呢。
但是，此刻整个鸣沙山主峰都沐浴在阳光之中，敦煌莫高窟的壮丽景色，开始尽数展现在眾人的眼前，尤其是依崖而建的九层楼，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光彩熠熠，亮丽夺目。
崖壁之中洞窟也像电影院之中灯光打在幕布的那一瞬间，顿时轮廓清晰，光影斑驳，如梦如幻。
被晨曦笼罩之下的，不仅有群山、洞窟，还有大泉河周边的绿洲，绿意盎然的生机在这一刻，显露得淋漓尽致，飞鸟翱翔，天地辉煌，这种身处戈壁荒漠的壮丽景色，就宛如一幅画卷，在眾人的面前徐徐展开。
瞬间，汪泞生以及赵殿增两人都忍不住发出一阵惊呼。
就连蔡维棠也说，这是他此生见到最美的一次日出。
苏亦也决定了，以后有时间，確实应该好好记录下敦煌莫高窟日出的美景，相机记录不了，他不是还有画笔嘛！
他们几人，並没有在三危山待太长时间。
见到日出之后，就返回中寺。
主要是八点多了，该吃早餐了。
研究所这边的住房的情况是隨人员的流动不断调整的，变动比较快。而，中寺后院，也就是皇庆寺的门外西面是伙房，东面是饭厅，饭厅的东面有一间库房和两间宿舍，反正研究所这边虽然有食堂，但很小，跟苏亦所习惯的北大食堂，根本就没法相提並论。
到食堂吃早餐的时候，又撞见了常书鸿先生。
对方就开始询问他们的参观情况。
蔡维棠忍不住说道，“小苏老师，確实有不少的发现。”
这话，顿时引起常书鸿的好奇心，“什么情况？早上逛一圈，就有发现了？
”
然后，蔡维棠就开始绘声绘色地描述苏亦的发现，尤其是提及苏亦通过上寺大殿绘画的唐僧师徒四人的取经图与下寺的绘画相互验证，最终证明斯坦因在书中说谎的时候，他本人就好像被附体一样，越说越激动。
常书鸿听完蔡维棠的解释，也满是意外，“上一次，在昭陵博物馆，你通过《牛车图》以及《新唐书·舆服志》的记载，论证阿史那忠墓的迁墓时间，我当时也满是意外。没有想到你才刚到莫高窟，就给我带来惊喜了。”
“我这就是小打小闹，上不了台面。”
常书鸿摇头，“你这可不是小打小闹，相当於给我们又开创了一个研究方向。
同样，你重视三寺歷史以及建筑群的研究，这也非常重要，算是提醒我，要对洞窟以外的文物加以保护了。
不管上寺、中寺还是下寺，其实都是敦煌莫高窟的一部分，莫高窟不能只有洞窟，也要有寺院。
过去那些年，因为住宿条件有限，我们確实在人为的改造这些寺院建筑內部布局。
这个是客观条件所致，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以前国家也提倡古为今用，建筑群也要利用起来。
利用起来没有错，但是在利用的过程之中，我们確实忽略对於它们的保护，甚至，对於三寺早期的建筑群，也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测绘，並没有把它们的原始数据保留出来。
这確实是一种疏忽。”
苏亦也没有想到，蔡维棠的一通话，会让常书鸿有这样的反思，也算是难得。
他想宽慰对方，却又不知道说啥。
毕竟对方说的就是实情。
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敦煌莫高窟这边完全就属於三寺管理时代。
在莫高窟三寺並存时代，上寺由喇嘛易昌恕与其徒弟徐汉卿住持，甚至，易喇嘛在民国年间任敦煌僧会司，在1928年至1935年重修莫高窟第96窟，创为九层大殿，他以僧会司兼理工程，可见易昌恕在当时敦煌也小有名气。
后来他与弟子一直住在上寺，直到七十年代二人先后去逝。
至於中寺嘛，在四十年代便已成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办公室。其后不久下寺也被敦煌文物研究所接管，唯独上寺较晚才收归研究所，因此一直基本上由僧人经营。
另外在四十年代三寺並存时代，三寺的生活维持均靠化缘、民间香火供养及自足，因此当时三寺的建筑均外附有各自的一排香客住房与马房。
其中上中寺的香客住房今天仍可看到遗址。而下寺的香客住房及马房今虽不见。
还有当时整个莫高窟南区一千余米的洞窟区分作三段，分別由上、中、下三寺主管，每一个寺庙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即上寺主管九层楼大佛殿以南，中寺为大佛殿至古汉桥一段，下寺管理古汉桥以北段，又分別以今138、454、344三窟为各自辖区的“娘娘殿”，收取香火钱。
辖区涇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
正由於今南北二大佛为易喇嘛所管范围之內，因此1936年他在主持重修完九层楼之后，便著手南大佛（今130窟）的大殿修建工作，木料以备，但在四十年代由於张大千、常书鸿的到来而中止。
敦煌莫高窟，没有正式纳入国有的时候，管理体系有点乱。
纳入敦煌艺术研究所管理之后，研究所这边忙於对洞窟的保护与研究，確实疏忽了对三寺建筑的保护与研究。毕竟在他们这些艺术家看来，三寺建筑与歷史过於稀鬆平常，没有太多值得研究与保护的地方。
然而，现在苏亦这个北大的天才少年，一来到莫高窟，率先研究的不是洞窟壁画与彩塑，而是三寺建筑歷史以及王圆籙，如何让常书鸿不意外。
意外之余，他也开始反思。
既然对方开始反思了。
苏亦也就顺著这个话题继续延伸。
“我是这样觉得的，咱们对於文物保护的认知，是不断的在改变的，现在稀鬆平常的建筑群，未来也很有可能成为文物，毕竟，后人要是研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歷史，肯定就离不开常先生以及段先生你们，而，要研究你们必然就会研究到研究所所在的三寺，这样一来，三寺歷史以及建筑群的重要性，肯定会凸现出来。”
“所以，你就开始未雨绸繆？”常书鸿笑道。
苏亦摇头，“也不算，主要是我喜欢古建筑以及绘画，就开始观察这些，然后观察的过程之中，就联想到向达先生的文章，自然而然就联想到他翻译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然后再跟汪老师以及赵老师两位师兄的討论之中，就发现斯坦因在书中可能存在刻意美化他与王圆籙的可能性。而要证明这事的真偽，研究上寺壁画、下寺的建造歷史以及王圆籙本人的生平，就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他总不可能说，未来敦煌研究院要修缮全面修缮三寺建筑，还搞出来各种陈列馆吧。
这些不能说。
只能说这些冠冕堂皇的事情了。
常书鸿恍然，接受了这个解释。
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內发现问题，就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了。
没有一定的积累，想要有所发现都困难。
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常书鸿就笑道，“你这个发现挺有意思的，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可以让小蔡以及其他人协助你测绘三寺建筑，甚至，王圆籙本人的相关文献资料，我们研究所的资料室都有收集，你可以隨意翻阅。你要真的能够在莫高窟期间写出这么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不管是你导师宿柏先生还是夏鼐先生，都会非常高兴的。”
“会不会太麻烦了啊？”苏亦得了便宜还卖乖道。
常书鸿不以为然，“麻烦啥，有你这样的专家，来帮我们查缺补漏，是我们的荣幸。你应该知道，我们研究所真正的考古人员非常稀少，自从你们马师兄考回北大读研究生之后，就剩下小樊主持大局了，我们想要组织相关的考古调查工作都非常困难，你要是愿意投入这项研究之中，我还求之不得呢。”
期间，常书鸿还多汪泞生以及赵殿增说道，“你俩都是苏亦的北大师兄，这件事，可不能袖手旁观啊！”
汪泞生笑道，“能够协助小苏的工作，是我们的荣幸！”
赵殿增也笑道，“能够跟汪师兄以及苏亦师弟一起工作，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
最后，常书鸿也在感慨，“我们啊，在保护这些洞窟的同时，不知不觉之间，也在对周边实物造成破坏！
比如清代的时候，也有人对莫高窟洞窟进行重修，然而，他们修復水平有限，又不懂得保护文物，因此，造成不小的破坏，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南北两端洞窟的彩塑，被涂上鲜艷的顏料，再加上画工粗糙，完全破坏这些彩塑的美感。
甚至，很多年代久远的彩塑都被拆掉，然后重塑，就这样一些时代久远的彩塑都被覆盖掉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因此，我也希望我们在莫高窟的保护过程之中，不要因为认知局限而加重对文物本身的破坏。”
这话算是常书鸿有感而出了。
听到这话，苏亦也意外不已。
没有想到常书鸿先生，还有这么超前的文物保护认知。
这可不是这个年代流行的文物保护理念。
不同的年代，对於文物保护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比如，前世在文保方面，从一开始的“修旧如旧”，到后来倡导的“最大限度的保持原状”，这就是认知上的进步。
同样，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国际上也有类似的理念了。
这一理念源於对“文物真实性”的重视。比如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產公约》明確將“真实性”作为遗產保护的核心標准，强调文物的歷史信息必须可考、可追溯，避免人为篡改。
国內嘛，现在还没有相应的概念，甚至在这个方面还没有跟国际接轨。
常书鸿先生能够有这样的认知，就很有国际视野了，这是相当了不起的认知。
敦煌文物研究所有这样的领头雁，应该说是整个敦煌莫高窟的幸运。
不过，常书鸿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苏亦自然就不客气了。
他来敦煌，更多是一种情怀。
有对前世来这边旅游参观的怀念，也有对今生拜入宿柏先生门下对敦煌石窟的致敬。
他来莫高窟，就是抱著学习的心態来的，並非有什么学术上的野心。
不管是参观洞窟壁画，还是临摹壁画，亦或者是参与石窟寺考古，对於他来说都差不多。
同样的，让苏亦参与三寺建筑的测绘保护工作，他也不反感，反正都是一种学习，要是他在古建考古方面，可以从敦煌三寺建筑群的测绘保护工作开始，也是一个不错的起点。
有点类似於，他早前在故宫博物院参与藏传佛教各种佛堂建筑的测绘工作差不多，现在嘛，更进一步，不再局限於测绘，还加上一些相应的研究工作。
这种学习的机会，对於他来说，还是蛮珍惜的。
对於其他人来说，也是如此。至於，蔡维棠嘛，能够跟苏亦这个北大的少年天才一起工作，也不会拒绝。
早餐结束，苏亦四人返回宿舍，樊瑾诗先生就找上门来，除他之外，还有研究所另外一个研究人员。
“来，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孙濡们同志，负责我们研究所古建的研究工作。”
此外，又把苏亦三人介绍给孙濡们认识。
苏亦也没有想到常书鸿先生行动力这么强，吃早餐的时候，才谈及此事，现在就直接安排人过来了。
樊瑾诗解释道，“常所长也著急，这一次，难得你们这位大专家过来，肯定不想错过了。”
孙濡僩也说道，“很荣幸，有机会跟三位老师学习。”
汪泞生笑道，“我跟殿增也是外行，孙老师你跟小苏才是专业的，应该是我们向你们学习才对！”
苏亦也笑道，“孙老师才是专业的，在古建上，我也是一个外行。”
他这话，也不算谦虚。
孙濡僩確实是专业的，这位先生的名讳，苏亦前世是听说过的，也知道他担任后来的敦煌研究所保护研究所所长，他本人在壁画建筑资料的调查临墓、唐宋窟檐和石窟崖体的测绘等方面做了大量基础工作。
甚至还参与莫高窟1—4期石窟保护加固工程和榆林窟、西千佛洞加固工程的设计施工，主持多项文物保护维修项目。
而且，他也不是半路出家，而是1946年直接从四川艺专建筑科毕业的，一到敦煌这边工作，就开始投入古建的保护以及研究工作之中。
相比较苏亦三人，孙濡僩確实是专家，而且他的年纪比苏亦三人都大，叫一声孙老师，一点都不过分。
常书鸿让对方过来，就是过来指导工作的。
寒暄过后，眾人开始聊正题，然后开始商议工作方案。
实际上，工作方案，也非常简单，就是给三寺建筑群做测绘，工作嘛，难度不算太高，就是有些繁杂，短时间內，没法完成。
再加上汪泞生以及赵殿增两人都没法在莫高窟这边待太久，需要速战速决。
因此，樊瑾诗就笑道，“你们啊，不需要著急，苏亦你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而且我建议你们直接从下寺开始，你们不是研究太清宫以及王圆籙吗？直接开始做下寺测绘工作更有针对性一些，至於上寺以及中寺，未来孙老师跟小蔡他们来完成即可，反正苏亦你已经给出方向，研究所这边也开始重视三寺建筑群的保护以及研究工作，未来测绘数据肯定会一一完善的！”
樊瑾诗这个建议非常好。
获得在场眾人的一致认同。
因此苏亦他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三清宫建筑展开测量。实际上，樊瑾诗建议苏亦他们从下寺三清宫开始做测绘工作，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下寺这边已经被废弃了，並没有人居住，建筑保存的不太好，现在也算是做抢救性保护工作了。
测绘，测绘，顾名思义，就是测量与绘画。
这个年代，没啥高科技设备，测量全凭木梯以及皮尺。
於是，苏亦、汪泞生、赵殿增、蔡维棠以及孙濡僩五人，就开始扛著木梯，在下寺三清宫爬上爬下，开始记录著各种数据。
颇有当年梁思成以及林徽因两位先生在测绘佛光寺的架势！
测量，登记数据，然后，就是绘画平面图，又因为是古建测绘，还需要绘画各种木作构建，这部分才是最为繁琐的，工作量非常大。
五人之中，就只有苏亦跟孙濡僩能画，汪泞生、赵殿增以及蔡维棠三人，都没有这个基本功。
苏亦的手绘能力一展示出来，就立即收割蔡维棠钦佩的目光。
他並非首都京城的大学生，就算是学考古专业的，但也是远离学术中心，偏安一隅，在敦煌莫高窟这边资讯確实受限，他知道苏亦是少年天才，知道他是恢復研究生考试之后，第一个提前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也知道苏亦已经留校北大任教，甚至，还知道他在稻作起源方面的学术成果。
然而也仅限於此了。
因此，苏亦在古建考古方面展现出来的能力，確实把他嚇一跳。
实际上，不仅蔡维棠，就连孙濡僩也感慨不已，“要是我们敦煌有你这样的人才加入，未来在古建以及洞窟保护方面的研究，肯定会更上一层楼。”
蔡维棠笑道，“这不，小苏老师不是来了吗？”
孙濡僩立即笑道，“对，对，不仅小苏老师来了，就连汪老师以及赵老师也都来了。”
由於三清宫的兴建，也导致王圆籙需要大量的银钱，又恰逢斯坦因出现，才导演了藏经洞文物的一幕幕悲剧上演。
如果王圆籙不修建三清宫，老老实实地住在上寺以及中寺，那么藏经洞的文物也不会经歷百年流散的悲剧。
当然，歷史没有如果，就好像余大师后来重写《道士塔》的时候，把“他就是敦煌罪人！”刪掉，然后换成“莫高窟的惊人蕴藏，使王圆籙这个守护者与守护对象之间產生了文化等级上的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就是黑洞。”这种没啥营养的话一样，隨著时间的流逝，社会的认知也是在改变。同样把个人的选择放在宏大的时代背景去敘事，都显得微不足道，终究会变成歷史的一粒尘埃。
但不管怎么样，三清宫还是兴建了，还变成歷史的一部分。
既然要测绘，就要弄清楚，三清宫的布局。
三清宫坐北面南，东西宽南北长，面积不大，南面开正门，西面一小门。
北面为正殿建筑，两侧二小耳房，东西两边各一排厢房，东南角与西南角即为二道座。
廊院式建筑，围绕一圈廊柱、廊道。每间正面房屋均为面阔三间规模。房屋建筑结构为卷棚顶，方砖墁顶。南门上竖一葫芦宝瓶，为道观之象徵。
通过苏亦的他们测绘发现，原建筑墙体均为土石结构，並有石块砌成墙基。
所有暗柱明柱均有石柱础，大多雕凿规整。
正殿內北壁有像台，上塑道家三尊像，前世復建，已经不存在这玩意了。
因此，苏亦忍不住多拍几张照片，儘量多留下一些图片资料。
不仅如此，三清宫还存在一些壁画，比如正殿內东西壁道家经变故事画、正殿外廊墙东西壁各画有似天王像等。
见到苏亦在这些壁画面前驻足，孙濡僩解释道，“这几身天王像与洞窟中所见清代绘画极似，风格也一致，如365窟前室等。你们到时候，去参观洞窟的时候，再做对比，印象就比较深刻了。”
苏亦说，“这么说来，这些壁画，就是当年修建三清宫的时候画师从365窟的壁画抄过来的？”
孙濡僩点了点头，“差不多。”
“画工嘛，有些参差不齐。研究价值没有那么高。”
苏亦对此並不认同，“也不能这么说，在艺术价值方面研究价值不那么高，但是在研究王圆籙的身上，还是有一些价值的，比如为啥王圆籙不画菩萨不画罗汉壁画，却在这里绘画天王像，同样，这些壁画的画工不精良，也说明王圆籙在兴建三清宫的时候，確实缺钱找不到好的画师，当然也有可能敦煌本地画师水平不高，但是他要是真有钱，这些壁画应该会非常精美的，比如，他可以从兰州等地聘请水平更高的画师过来嘛！”
听到这话，孙濡僩也笑起来了。
“对，对，小苏老师说的有道理，我在这个方面的认知，確实有些不足，不然在研究所工作那么多年，也不至於让这些东西荒废如此之久。”
苏亦连忙说道，“孙老师，您別介意，我就是瞎说的，要是不对，您批评。”
这个时候，汪泞生也笑道，“我们小苏老师啊，確实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因此，孙老师你习惯就好！”
顿时，所有人都笑起来了。
三清宫的壁画，也不局限於天王画像，南大门门道西壁绘二道士，一个背著另一个相戏，背著手拿葫芦。二道士头扎总角，身著道袍。又立一权。门道东壁绘二光头人物，似为一个紧抱另一个，有强迫之形。二人均身著如同西壁服饰，宽袍大袖，並有飘带。一人持一权並挑一葫芦。此二副画情节怪异，颇有几分顽皮。另在门楼及正殿等山墙上方格孔等见有水墨山水人物，花草禽兽等画。
蔡维棠好奇，“小苏老师，知道这些彩画上的人物动物，都画的是啥吗？”
苏亦说道，“应该是根据明清流传的《山海经》图本来绘画的！”
这话，就让蔡维棠更加好奇了，“王圆籙为什么会在三清宫绘製《山海经》
的彩画呢？这其中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要不是蔡维棠的表情，过於诚恳，他都以为对方是故意充当他的捧哏了。
也许，这涉及到对方的知识盲区吧，於是他也认真解释道，“《山海经》是道教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其中许多神话和宗教信仰內容被道教吸收。
如崑崙山被道教视为仙境，黄帝和西王母等成为道教崇奉的神仙，还有关於长生不死、肉体升天等思想也与道教信仰相关。
王圆籙作为道士，对与道教相关的经典和文化內容有一定了解，绘製《山海经》彩画符合其宗教认知和信仰需求。
在镇宅辟邪、传教需求以及装饰建筑方面，《山海经》彩画都是不错的选择。
此外，我个人觉得，这还跟晚清时期《山海经》的故事较为流行有关，社会上对其相关內容有一定的关注度。
王圆籙可能受到当时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选择以《山海经》为素材进行彩画绘製，以顺应当时的文化潮流。”
他这话立即引起汪泞生三人的注意。
就连孙濡僩也满是意外，“小苏老师，对於《山海经》图本还有研究？”
苏亦也不再谦虚，而是说道，“家里有不少这类的图本，只要见过，很容易就辨认出来，比如上面的凤皇、应龙、人鱼都是出自於《山海经》图本。估计研究所这边，早就有先生看出来了，只不过大家不怎么在意而已！”
孙濡僩笑道，“其他先生知不知道，我不清楚，反正我是不知道的，要不是小苏老师你给我们解惑，我至今都不知道！”
“孙老师，您谦虚了！”
孙濡僩哈哈大笑，“我可没有，这一点，小蔡可以作证。”
汪泞生见状，笑道，“恭喜，小苏又有一重大发现！”
就连赵殿增也笑道，“小苏，你可以啊，这才多久啊，你又有新发现了，就凭著三清宫的壁画以及彩画，你也可以写一篇文章嘛。
一时之间，苏亦有些哭笑不得。
又不是前世，好的研究方向都被前辈写完了，新人只能捡一些边角料来写。
现在嘛，只要愿意写文章，有的是方向可以写。
他要是跑过来三清宫这边写壁画以及彩画方面的文章，估计宿柏先生都要打死他。
太过於不务正业了。
但不管如何，苏亦在下寺又有新发现这件事，很快就传遍整个敦煌文物研究所了。
別说常书鸿和樊瑾诗两位所领导，就连其他普通的研究人员，也知道京城来的这位少年不一样了，不愧是天才少年，一来就搞事情啊！
由於他在绘画方面表现出来太过於离谱的天赋。
別说常书鸿先生，就连副所长段汶杰先生，都忍不住把他拉到美术组那边去干活了。
一时之间，把苏亦搞得哭笑不得。
一不小心，在敦煌莫高窟这边，都变成香餑餑了。
前世，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陈列馆，虽然位於下寺三清宫，然而，因为从七十年代后期，三清宫废弃多年，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因此，前世藏经洞被发现的百年之际，开始重新修缮，实际上，就是相当於在原址上重建此寺。
而它几乎就是与17號洞窟藏经洞毗邻，距离非常近，大约只有20米左右，从三清宫出门即可到达藏经洞附近。
当然，三清宫之所以毗邻藏经洞，根据苏亦研究得出来的结果，就是王圆籙故意的。
不然，下寺的位置，並不合適修建寺院，偏偏他就在此修建了三清宫。
藏经洞的文物已经被掏空，里面没有什么东西，现在更多是象徵意义。因此，苏亦四人也没有到里面参观，而是直接去道士塔。
下寺三清宫位於敦煌莫高窟南区北端，二者遥遥相望，与道士塔的直线距离大约在几百米左右，並不远。
前世，王圆籙的道士塔位於“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西侧，陈列中心是九十年代的日本援建的，现在嘛，並不存在。
因此，要找参照物標定道士塔的位置，可以说它位於莫高窟的对面。
跟前世不一样，这个年代的道士塔，也並没有人修缮，不过在敦煌莫高窟眾多的佛塔之中，就道士塔保存的最完好，不仅如此，它的塔身还內嵌碑文，嗯，也就是前面提及到的《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誌》。
碑文还挺长，四百多快到五百字。
內容如下：
研究所这边，早就把碑文的內容抄录下来，现在过来参观，也只是看一看，並不会有什么特別的发现。
就连蔡维棠都提醒道，“既然小苏老师都说，《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不可信，那么我觉得这块碑文的內容，也不可全信，毕竟这块墓誌是民国20年（1931
年）赵玉明、方至福为其师、师爷道士王圆籙去世百日而立，是为给王圆籙歌功颂德，最多能起到参考的作用。”
这一点，已经有学者做过考究。
比如，碑文之中记载，藏经洞发现於清光绪二十五年，即1899年。
这一点，学界就不认同。
学界所公认的，敦煌藏经洞发现於1900年，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呢？
出处有两。
第一，庚子发现说最早见於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相关记载如下：甲辰年（1904年）“初七日夜敦煌王广文来云：莫高窟开於光绪二十六年，仅一丸泥，砉然扃鐍自启，岂非显晦有时哉。”
叶氏记此事之年，距发现藏经洞只有四年，比较可信。
第二，1900年发现说也见於《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
因此，学界基本上採用第二种说法。
从这一点来说，也证明道士塔的墓誌並不全是事实。
连道士塔的碑文都有假，斯坦因的书夸大其词，也合乎常理。
苏亦跟眾人谈及此事，大家也都笑起来了，都觉得他这个发现，很有意思。
来到这里，最终苏亦还是忍不住拍了一张照片。
王圆籙本人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日子，都是一个反面人物，蔡维棠还告诉苏亦，过去那些年，研究所內部还有人提议，要直接把道士塔给拆掉，最终还是常书鸿先生让它保存下来。
要真的拆掉，也就没有余大师《文化苦旅》之中的名篇《道士塔》了。一想到这，苏亦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提前写一篇《道士塔》，这样一来，也免去余大师劳神改稿了。毕竟，在他后来出版的《文物苦旅》之中，新版的《道士塔》
和旧版的《道士塔》完全就是两篇文章。
一想到《文化苦旅》，苏亦就觉得离谱。
这本书，每一个版本都有各种刪改，不是文章內容改了，就是文章篇数改了。
这样一来，想要看全余大师相关文章，就需要买了好几个版本的《文化苦旅》，这一个版本多了一篇文章，那一个版本少了一篇文章，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的同一本书，內容完全不同，偏偏旧版已经停版了。想要读完旧版《文化苦旅》
的文章，就要买好几个版本，韭菜割了一波又一波，简直离谱。
所以，离开道士塔的时候，苏亦已经打定主意了，以后时间合適，一定要把相关的文章都帮余大师给写完了，免得他那么大的年纪了，还要辛苦改稿，第一篇文章嘛，就从《道士塔》开始。
离开道士塔，大家最后的一站，就是三危山。
乐傅和尚在鸣沙山休息，却见到三危山佛光万千，因此，觉得这里是西方极乐世界，要在这里开凿洞窟修行。
汪泞生昨天晚上也梦见了佛光。
那么早上有时间过来登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三危山就在莫高窟的对面，因此，想要观察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就是最佳的观察点，因为站在山顶可以把对面的莫高窟的情况，一览无遗。
至於三危山，是否真的会出现佛光？
这个问题，等几人登到山顶的时候，都忍不住討论起来。
对此，蔡维棠深信不疑，“是有可能的，听说这是自然现象，具体有什么说法，我也搞不清楚。”
赵殿增笑道，“那汪师兄，你说不定有机会，见到佛光呢！”
苏亦解释，“佛光在气象学上被称为日晕”或峨眉宝光”，是阳光通过空气中的水滴发生衍射、反射、折射后形成的光学奇观。当然，想要產生佛光，还要有一些必要条件，首先要有阳光，也有少数情况下为月光，而且，且观测者需背对光源。此外，对水汽条件，也是有要求的，空气中存在的雾气、云层，都可以成为光学介质，能对光线进行复杂的折射和衍射。此外，观测角度也非常重要。”
“啥玩意？这东西，还需要观察角度？”
苏亦笑道，“当然，必须要观测者、光源、水滴层三者需形成特定角度，使得折射后的光线聚焦於观测者眼中，形成以观测者影子为中心的彩色光环。因此，我推测当年乐僔和尚在鸣沙山休息发现佛光，是完全符合科学现象的。他在莫高窟崖壁那边，想要休息过夜，必然是傍晚时分，然后背对著阳光，而三危山又在莫高窟的东面，这个时候，是可以看见佛光的！”
实际上，在敦煌莫高窟这边，不少人都见到佛光。
比如，樊瑾诗先生，她就曾经见过莫高窟的佛光。
那是199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刚好是大雨过后，大泉河突发洪水，为保护洞窟，她带领警卫队战士在大泉河边抗洪。在垒沙包过程中，忽见大泉河东面的三危山上空出现了一大片金灿灿的光，金光照射不到的山丘黯然变成黑色。
金光转瞬即逝，隨后，天空之中就多了两道相交的彩虹。
她在口述自传之中就说过，这是她从未见过的神奇景色。这种佛光大概就是乐傅和尚曾经看到过的，並因此生发出禪修的无限信心。这样的佛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到过，她也只见到过唯一的这一次。
因此，对於莫高窟的佛光，苏亦並不怀疑。
至於汪泞生，他想要见到佛光，就难了。
樊瑾诗在敦煌待了那么多年，还只是看到这么一次，他才待几天，就想要看见佛光，哪有这么幸运。
但是，没有佛光，看晨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三危山巔有一个牌坊，名字很霸气，叫南天门，眾人站在山顶，微风拂面，山色朦朧，別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对面，是沉浸在晨曦之中的鸣沙山以及莫高窟，此刻，天边朝阳升腾，群山顏色渐变，就好像整个天地之间，都打开了照明灯，群山与洞窟之间，都亮了起来。
苏亦也没有想到，他竟然在这个年代，跟一帮大老爷们，跑来三危山观看日出。
前世，过来这边旅游都没有这个雅兴，不对，也不是没有雅兴，就是起不来，不然，敦煌莫高窟的日出应该是极美的，没有想到却在这个年代实现了。
日出了！
如果苏亦是画家，一定用画笔记录下这精彩的一幕。
然而，他不是。
他也能画，但是嘛，现在不是没有准备吗？
蔡维棠告诉他，“以前常书鸿先生，就经常到大泉河的河畔写生，还绘画过莫高窟的日出，小苏老师，你不是会绘画吗？到时候，也可以画一画嘛！”
苏亦笑，“算了，我这个半吊子的水平，就不献丑了。”
然后，他开始拿起相机拍了一组照片。
现在的相机，拍日出，容易过曝，但没法画，就先拍吧，管它呢。
但是，此刻整个鸣沙山主峰都沐浴在阳光之中，敦煌莫高窟的壮丽景色，开始尽数展现在眾人的眼前，尤其是依崖而建的九层楼，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光彩熠熠，亮丽夺目。
崖壁之中洞窟也像电影院之中灯光打在幕布的那一瞬间，顿时轮廓清晰，光影斑驳，如梦如幻。
被晨曦笼罩之下的，不仅有群山、洞窟，还有大泉河周边的绿洲，绿意盎然的生机在这一刻，显露得淋漓尽致，飞鸟翱翔，天地辉煌，这种身处戈壁荒漠的壮丽景色，就宛如一幅画卷，在眾人的面前徐徐展开。
瞬间，汪泞生以及赵殿增两人都忍不住发出一阵惊呼。
就连蔡维棠也说，这是他此生见到最美的一次日出。
苏亦也决定了，以后有时间，確实应该好好记录下敦煌莫高窟日出的美景，相机记录不了，他不是还有画笔嘛！
他们几人，並没有在三危山待太长时间。
见到日出之后，就返回中寺。
主要是八点多了，该吃早餐了。
研究所这边的住房的情况是隨人员的流动不断调整的，变动比较快。而，中寺后院，也就是皇庆寺的门外西面是伙房，东面是饭厅，饭厅的东面有一间库房和两间宿舍，反正研究所这边虽然有食堂，但很小，跟苏亦所习惯的北大食堂，根本就没法相提並论。
到食堂吃早餐的时候，又撞见了常书鸿先生。
对方就开始询问他们的参观情况。
蔡维棠忍不住说道，“小苏老师，確实有不少的发现。”
这话，顿时引起常书鸿的好奇心，“什么情况？早上逛一圈，就有发现了？
”
然后，蔡维棠就开始绘声绘色地描述苏亦的发现，尤其是提及苏亦通过上寺大殿绘画的唐僧师徒四人的取经图与下寺的绘画相互验证，最终证明斯坦因在书中说谎的时候，他本人就好像被附体一样，越说越激动。
常书鸿听完蔡维棠的解释，也满是意外，“上一次，在昭陵博物馆，你通过《牛车图》以及《新唐书·舆服志》的记载，论证阿史那忠墓的迁墓时间，我当时也满是意外。没有想到你才刚到莫高窟，就给我带来惊喜了。”
“我这就是小打小闹，上不了台面。”
常书鸿摇头，“你这可不是小打小闹，相当於给我们又开创了一个研究方向。
同样，你重视三寺歷史以及建筑群的研究，这也非常重要，算是提醒我，要对洞窟以外的文物加以保护了。
不管上寺、中寺还是下寺，其实都是敦煌莫高窟的一部分，莫高窟不能只有洞窟，也要有寺院。
过去那些年，因为住宿条件有限，我们確实在人为的改造这些寺院建筑內部布局。
这个是客观条件所致，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以前国家也提倡古为今用，建筑群也要利用起来。
利用起来没有错，但是在利用的过程之中，我们確实忽略对於它们的保护，甚至，对於三寺早期的建筑群，也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测绘，並没有把它们的原始数据保留出来。
这確实是一种疏忽。”
苏亦也没有想到，蔡维棠的一通话，会让常书鸿有这样的反思，也算是难得。
他想宽慰对方，却又不知道说啥。
毕竟对方说的就是实情。
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敦煌莫高窟这边完全就属於三寺管理时代。
在莫高窟三寺並存时代，上寺由喇嘛易昌恕与其徒弟徐汉卿住持，甚至，易喇嘛在民国年间任敦煌僧会司，在1928年至1935年重修莫高窟第96窟，创为九层大殿，他以僧会司兼理工程，可见易昌恕在当时敦煌也小有名气。
后来他与弟子一直住在上寺，直到七十年代二人先后去逝。
至於中寺嘛，在四十年代便已成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办公室。其后不久下寺也被敦煌文物研究所接管，唯独上寺较晚才收归研究所，因此一直基本上由僧人经营。
另外在四十年代三寺並存时代，三寺的生活维持均靠化缘、民间香火供养及自足，因此当时三寺的建筑均外附有各自的一排香客住房与马房。
其中上中寺的香客住房今天仍可看到遗址。而下寺的香客住房及马房今虽不见。
还有当时整个莫高窟南区一千余米的洞窟区分作三段，分別由上、中、下三寺主管，每一个寺庙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即上寺主管九层楼大佛殿以南，中寺为大佛殿至古汉桥一段，下寺管理古汉桥以北段，又分別以今138、454、344三窟为各自辖区的“娘娘殿”，收取香火钱。
辖区涇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
正由於今南北二大佛为易喇嘛所管范围之內，因此1936年他在主持重修完九层楼之后，便著手南大佛（今130窟）的大殿修建工作，木料以备，但在四十年代由於张大千、常书鸿的到来而中止。
敦煌莫高窟，没有正式纳入国有的时候，管理体系有点乱。
纳入敦煌艺术研究所管理之后，研究所这边忙於对洞窟的保护与研究，確实疏忽了对三寺建筑的保护与研究。毕竟在他们这些艺术家看来，三寺建筑与歷史过於稀鬆平常，没有太多值得研究与保护的地方。
然而，现在苏亦这个北大的天才少年，一来到莫高窟，率先研究的不是洞窟壁画与彩塑，而是三寺建筑歷史以及王圆籙，如何让常书鸿不意外。
意外之余，他也开始反思。
既然对方开始反思了。
苏亦也就顺著这个话题继续延伸。
“我是这样觉得的，咱们对於文物保护的认知，是不断的在改变的，现在稀鬆平常的建筑群，未来也很有可能成为文物，毕竟，后人要是研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歷史，肯定就离不开常先生以及段先生你们，而，要研究你们必然就会研究到研究所所在的三寺，这样一来，三寺歷史以及建筑群的重要性，肯定会凸现出来。”
“所以，你就开始未雨绸繆？”常书鸿笑道。
苏亦摇头，“也不算，主要是我喜欢古建筑以及绘画，就开始观察这些，然后观察的过程之中，就联想到向达先生的文章，自然而然就联想到他翻译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然后再跟汪老师以及赵老师两位师兄的討论之中，就发现斯坦因在书中可能存在刻意美化他与王圆籙的可能性。而要证明这事的真偽，研究上寺壁画、下寺的建造歷史以及王圆籙本人的生平，就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他总不可能说，未来敦煌研究院要修缮全面修缮三寺建筑，还搞出来各种陈列馆吧。
这些不能说。
只能说这些冠冕堂皇的事情了。
常书鸿恍然，接受了这个解释。
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內发现问题，就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了。
没有一定的积累，想要有所发现都困难。
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常书鸿就笑道，“你这个发现挺有意思的，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可以让小蔡以及其他人协助你测绘三寺建筑，甚至，王圆籙本人的相关文献资料，我们研究所的资料室都有收集，你可以隨意翻阅。你要真的能够在莫高窟期间写出这么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不管是你导师宿柏先生还是夏鼐先生，都会非常高兴的。”
“会不会太麻烦了啊？”苏亦得了便宜还卖乖道。
常书鸿不以为然，“麻烦啥，有你这样的专家，来帮我们查缺补漏，是我们的荣幸。你应该知道，我们研究所真正的考古人员非常稀少，自从你们马师兄考回北大读研究生之后，就剩下小樊主持大局了，我们想要组织相关的考古调查工作都非常困难，你要是愿意投入这项研究之中，我还求之不得呢。”
期间，常书鸿还多汪泞生以及赵殿增说道，“你俩都是苏亦的北大师兄，这件事，可不能袖手旁观啊！”
汪泞生笑道，“能够协助小苏的工作，是我们的荣幸！”
赵殿增也笑道，“能够跟汪师兄以及苏亦师弟一起工作，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
最后，常书鸿也在感慨，“我们啊，在保护这些洞窟的同时，不知不觉之间，也在对周边实物造成破坏！
比如清代的时候，也有人对莫高窟洞窟进行重修，然而，他们修復水平有限，又不懂得保护文物，因此，造成不小的破坏，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南北两端洞窟的彩塑，被涂上鲜艷的顏料，再加上画工粗糙，完全破坏这些彩塑的美感。
甚至，很多年代久远的彩塑都被拆掉，然后重塑，就这样一些时代久远的彩塑都被覆盖掉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因此，我也希望我们在莫高窟的保护过程之中，不要因为认知局限而加重对文物本身的破坏。”
这话算是常书鸿有感而出了。
听到这话，苏亦也意外不已。
没有想到常书鸿先生，还有这么超前的文物保护认知。
这可不是这个年代流行的文物保护理念。
不同的年代，对於文物保护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比如，前世在文保方面，从一开始的“修旧如旧”，到后来倡导的“最大限度的保持原状”，这就是认知上的进步。
同样，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国际上也有类似的理念了。
这一理念源於对“文物真实性”的重视。比如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產公约》明確將“真实性”作为遗產保护的核心標准，强调文物的歷史信息必须可考、可追溯，避免人为篡改。
国內嘛，现在还没有相应的概念，甚至在这个方面还没有跟国际接轨。
常书鸿先生能够有这样的认知，就很有国际视野了，这是相当了不起的认知。
敦煌文物研究所有这样的领头雁，应该说是整个敦煌莫高窟的幸运。
不过，常书鸿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苏亦自然就不客气了。
他来敦煌，更多是一种情怀。
有对前世来这边旅游参观的怀念，也有对今生拜入宿柏先生门下对敦煌石窟的致敬。
他来莫高窟，就是抱著学习的心態来的，並非有什么学术上的野心。
不管是参观洞窟壁画，还是临摹壁画，亦或者是参与石窟寺考古，对於他来说都差不多。
同样的，让苏亦参与三寺建筑的测绘保护工作，他也不反感，反正都是一种学习，要是他在古建考古方面，可以从敦煌三寺建筑群的测绘保护工作开始，也是一个不错的起点。
有点类似於，他早前在故宫博物院参与藏传佛教各种佛堂建筑的测绘工作差不多，现在嘛，更进一步，不再局限於测绘，还加上一些相应的研究工作。
这种学习的机会，对於他来说，还是蛮珍惜的。
对於其他人来说，也是如此。至於，蔡维棠嘛，能够跟苏亦这个北大的少年天才一起工作，也不会拒绝。
早餐结束，苏亦四人返回宿舍，樊瑾诗先生就找上门来，除他之外，还有研究所另外一个研究人员。
“来，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孙濡们同志，负责我们研究所古建的研究工作。”
此外，又把苏亦三人介绍给孙濡们认识。
苏亦也没有想到常书鸿先生行动力这么强，吃早餐的时候，才谈及此事，现在就直接安排人过来了。
樊瑾诗解释道，“常所长也著急，这一次，难得你们这位大专家过来，肯定不想错过了。”
孙濡僩也说道，“很荣幸，有机会跟三位老师学习。”
汪泞生笑道，“我跟殿增也是外行，孙老师你跟小苏才是专业的，应该是我们向你们学习才对！”
苏亦也笑道，“孙老师才是专业的，在古建上，我也是一个外行。”
他这话，也不算谦虚。
孙濡僩確实是专业的，这位先生的名讳，苏亦前世是听说过的，也知道他担任后来的敦煌研究所保护研究所所长，他本人在壁画建筑资料的调查临墓、唐宋窟檐和石窟崖体的测绘等方面做了大量基础工作。
甚至还参与莫高窟1—4期石窟保护加固工程和榆林窟、西千佛洞加固工程的设计施工，主持多项文物保护维修项目。
而且，他也不是半路出家，而是1946年直接从四川艺专建筑科毕业的，一到敦煌这边工作，就开始投入古建的保护以及研究工作之中。
相比较苏亦三人，孙濡僩確实是专家，而且他的年纪比苏亦三人都大，叫一声孙老师，一点都不过分。
常书鸿让对方过来，就是过来指导工作的。
寒暄过后，眾人开始聊正题，然后开始商议工作方案。
实际上，工作方案，也非常简单，就是给三寺建筑群做测绘，工作嘛，难度不算太高，就是有些繁杂，短时间內，没法完成。
再加上汪泞生以及赵殿增两人都没法在莫高窟这边待太久，需要速战速决。
因此，樊瑾诗就笑道，“你们啊，不需要著急，苏亦你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而且我建议你们直接从下寺开始，你们不是研究太清宫以及王圆籙吗？直接开始做下寺测绘工作更有针对性一些，至於上寺以及中寺，未来孙老师跟小蔡他们来完成即可，反正苏亦你已经给出方向，研究所这边也开始重视三寺建筑群的保护以及研究工作，未来测绘数据肯定会一一完善的！”
樊瑾诗这个建议非常好。
获得在场眾人的一致认同。
因此苏亦他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三清宫建筑展开测量。实际上，樊瑾诗建议苏亦他们从下寺三清宫开始做测绘工作，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下寺这边已经被废弃了，並没有人居住，建筑保存的不太好，现在也算是做抢救性保护工作了。
测绘，测绘，顾名思义，就是测量与绘画。
这个年代，没啥高科技设备，测量全凭木梯以及皮尺。
於是，苏亦、汪泞生、赵殿增、蔡维棠以及孙濡僩五人，就开始扛著木梯，在下寺三清宫爬上爬下，开始记录著各种数据。
颇有当年梁思成以及林徽因两位先生在测绘佛光寺的架势！
测量，登记数据，然后，就是绘画平面图，又因为是古建测绘，还需要绘画各种木作构建，这部分才是最为繁琐的，工作量非常大。
五人之中，就只有苏亦跟孙濡僩能画，汪泞生、赵殿增以及蔡维棠三人，都没有这个基本功。
苏亦的手绘能力一展示出来，就立即收割蔡维棠钦佩的目光。
他並非首都京城的大学生，就算是学考古专业的，但也是远离学术中心，偏安一隅，在敦煌莫高窟这边资讯確实受限，他知道苏亦是少年天才，知道他是恢復研究生考试之后，第一个提前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也知道苏亦已经留校北大任教，甚至，还知道他在稻作起源方面的学术成果。
然而也仅限於此了。
因此，苏亦在古建考古方面展现出来的能力，確实把他嚇一跳。
实际上，不仅蔡维棠，就连孙濡僩也感慨不已，“要是我们敦煌有你这样的人才加入，未来在古建以及洞窟保护方面的研究，肯定会更上一层楼。”
蔡维棠笑道，“这不，小苏老师不是来了吗？”
孙濡僩立即笑道，“对，对，不仅小苏老师来了，就连汪老师以及赵老师也都来了。”
由於三清宫的兴建，也导致王圆籙需要大量的银钱，又恰逢斯坦因出现，才导演了藏经洞文物的一幕幕悲剧上演。
如果王圆籙不修建三清宫，老老实实地住在上寺以及中寺，那么藏经洞的文物也不会经歷百年流散的悲剧。
当然，歷史没有如果，就好像余大师后来重写《道士塔》的时候，把“他就是敦煌罪人！”刪掉，然后换成“莫高窟的惊人蕴藏，使王圆籙这个守护者与守护对象之间產生了文化等级上的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就是黑洞。”这种没啥营养的话一样，隨著时间的流逝，社会的认知也是在改变。同样把个人的选择放在宏大的时代背景去敘事，都显得微不足道，终究会变成歷史的一粒尘埃。
但不管怎么样，三清宫还是兴建了，还变成歷史的一部分。
既然要测绘，就要弄清楚，三清宫的布局。
三清宫坐北面南，东西宽南北长，面积不大，南面开正门，西面一小门。
北面为正殿建筑，两侧二小耳房，东西两边各一排厢房，东南角与西南角即为二道座。
廊院式建筑，围绕一圈廊柱、廊道。每间正面房屋均为面阔三间规模。房屋建筑结构为卷棚顶，方砖墁顶。南门上竖一葫芦宝瓶，为道观之象徵。
通过苏亦的他们测绘发现，原建筑墙体均为土石结构，並有石块砌成墙基。
所有暗柱明柱均有石柱础，大多雕凿规整。
正殿內北壁有像台，上塑道家三尊像，前世復建，已经不存在这玩意了。
因此，苏亦忍不住多拍几张照片，儘量多留下一些图片资料。
不仅如此，三清宫还存在一些壁画，比如正殿內东西壁道家经变故事画、正殿外廊墙东西壁各画有似天王像等。
见到苏亦在这些壁画面前驻足，孙濡僩解释道，“这几身天王像与洞窟中所见清代绘画极似，风格也一致，如365窟前室等。你们到时候，去参观洞窟的时候，再做对比，印象就比较深刻了。”
苏亦说，“这么说来，这些壁画，就是当年修建三清宫的时候画师从365窟的壁画抄过来的？”
孙濡僩点了点头，“差不多。”
“画工嘛，有些参差不齐。研究价值没有那么高。”
苏亦对此並不认同，“也不能这么说，在艺术价值方面研究价值不那么高，但是在研究王圆籙的身上，还是有一些价值的，比如为啥王圆籙不画菩萨不画罗汉壁画，却在这里绘画天王像，同样，这些壁画的画工不精良，也说明王圆籙在兴建三清宫的时候，確实缺钱找不到好的画师，当然也有可能敦煌本地画师水平不高，但是他要是真有钱，这些壁画应该会非常精美的，比如，他可以从兰州等地聘请水平更高的画师过来嘛！”
听到这话，孙濡僩也笑起来了。
“对，对，小苏老师说的有道理，我在这个方面的认知，確实有些不足，不然在研究所工作那么多年，也不至於让这些东西荒废如此之久。”
苏亦连忙说道，“孙老师，您別介意，我就是瞎说的，要是不对，您批评。”
这个时候，汪泞生也笑道，“我们小苏老师啊，確实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因此，孙老师你习惯就好！”
顿时，所有人都笑起来了。
三清宫的壁画，也不局限於天王画像，南大门门道西壁绘二道士，一个背著另一个相戏，背著手拿葫芦。二道士头扎总角，身著道袍。又立一权。门道东壁绘二光头人物，似为一个紧抱另一个，有强迫之形。二人均身著如同西壁服饰，宽袍大袖，並有飘带。一人持一权並挑一葫芦。此二副画情节怪异，颇有几分顽皮。另在门楼及正殿等山墙上方格孔等见有水墨山水人物，花草禽兽等画。
蔡维棠好奇，“小苏老师，知道这些彩画上的人物动物，都画的是啥吗？”
苏亦说道，“应该是根据明清流传的《山海经》图本来绘画的！”
这话，就让蔡维棠更加好奇了，“王圆籙为什么会在三清宫绘製《山海经》
的彩画呢？这其中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要不是蔡维棠的表情，过於诚恳，他都以为对方是故意充当他的捧哏了。
也许，这涉及到对方的知识盲区吧，於是他也认真解释道，“《山海经》是道教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其中许多神话和宗教信仰內容被道教吸收。
如崑崙山被道教视为仙境，黄帝和西王母等成为道教崇奉的神仙，还有关於长生不死、肉体升天等思想也与道教信仰相关。
王圆籙作为道士，对与道教相关的经典和文化內容有一定了解，绘製《山海经》彩画符合其宗教认知和信仰需求。
在镇宅辟邪、传教需求以及装饰建筑方面，《山海经》彩画都是不错的选择。
此外，我个人觉得，这还跟晚清时期《山海经》的故事较为流行有关，社会上对其相关內容有一定的关注度。
王圆籙可能受到当时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选择以《山海经》为素材进行彩画绘製，以顺应当时的文化潮流。”
他这话立即引起汪泞生三人的注意。
就连孙濡僩也满是意外，“小苏老师，对於《山海经》图本还有研究？”
苏亦也不再谦虚，而是说道，“家里有不少这类的图本，只要见过，很容易就辨认出来，比如上面的凤皇、应龙、人鱼都是出自於《山海经》图本。估计研究所这边，早就有先生看出来了，只不过大家不怎么在意而已！”
孙濡僩笑道，“其他先生知不知道，我不清楚，反正我是不知道的，要不是小苏老师你给我们解惑，我至今都不知道！”
“孙老师，您谦虚了！”
孙濡僩哈哈大笑，“我可没有，这一点，小蔡可以作证。”
汪泞生见状，笑道，“恭喜，小苏又有一重大发现！”
就连赵殿增也笑道，“小苏，你可以啊，这才多久啊，你又有新发现了，就凭著三清宫的壁画以及彩画，你也可以写一篇文章嘛。
一时之间，苏亦有些哭笑不得。
又不是前世，好的研究方向都被前辈写完了，新人只能捡一些边角料来写。
现在嘛，只要愿意写文章，有的是方向可以写。
他要是跑过来三清宫这边写壁画以及彩画方面的文章，估计宿柏先生都要打死他。
太过於不务正业了。
但不管如何，苏亦在下寺又有新发现这件事，很快就传遍整个敦煌文物研究所了。
別说常书鸿和樊瑾诗两位所领导，就连其他普通的研究人员，也知道京城来的这位少年不一样了，不愧是天才少年，一来就搞事情啊！
由於他在绘画方面表现出来太过於离谱的天赋。
別说常书鸿先生，就连副所长段汶杰先生，都忍不住把他拉到美术组那边去干活了。
一时之间，把苏亦搞得哭笑不得。
一不小心，在敦煌莫高窟这边，都变成香餑餑了。